農村高額彩禮的三個悖論

高額彩禮并非單一的傳統(tǒng)習俗問題，而是中國城鄉(xiāng)社會轉型期多重矛盾交織的復雜產物，在文化傳統(tǒng)、經濟結構、性別權力關系等因素多重博弈下，演化出三個重要悖論。

一是經濟水平提升與越發(fā)結不起婚的悖論。在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推動下，農村經濟水平顯著提高，但彩禮增速遠超收入增長。在某些欠發(fā)達地區(qū)，部分家庭年收入不足8萬元，卻需支付高達15萬元的彩禮。這種越富裕越攀比的現象，源于市場化進程中婚姻資源的稀缺性被資本邏輯放大。隨著市場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婚姻關系逐漸商品化。同時，農村婚姻市場中性別比失衡加劇了競爭，高額彩禮逐漸成為稀缺女性資源的溢價體現。

二是社會保障完善與代際風險轉嫁的悖論。隨著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逐步完善，家庭本應減少對子女養(yǎng)老的依賴，彩禮帶來的經濟壓力也應有所緩解。然而，現實中高額彩禮仍被視為家庭財富積累和代際風險轉嫁的工具，甚至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一方面，盡管社會保障體系在不斷健全，但保障水平仍然有限。許多農村家庭仍然依賴子女養(yǎng)老，使得彩禮在一定程度上被賦予養(yǎng)老保障的功能。另一方面，由于農村家庭收入有限，缺乏有效的財富積累渠道，彩禮逐漸演變?yōu)榧易鍍炔抠Y源再分配的手段，女方家庭可能將彩禮用于補貼家用、支持兄弟成家或改善生活條件，使彩禮超越婚姻本身，成為家庭經濟運作的一部分。

三是傳統(tǒng)禮俗傳承與現代價值失序的悖論。彩禮逐漸異化為單純的財富交易，不僅削弱了婚姻的倫理意義，還引發(fā)了因高額彩禮導致的社會矛盾。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傳承的斷裂，現代年輕人對彩禮背后的文化內涵缺乏理解，使其從象征親族聯結的禮演變?yōu)榕时蓉敻坏呢?。同時，市場競爭與財富觀念的變化進一步強化了彩禮的經濟屬性，使其偏離了原有的文化初衷。

農村高額彩禮的理論邏輯

在經濟社會不斷發(fā)展的背景下，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農村彩禮卻高居不下。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婚姻的商品化。在市場經濟的驅動下，婚姻逐漸脫離了純粹的情感和社會結合，開始受到經濟因素的深刻影響。男女雙方在婚姻市場上逐漸成為商品，尤其在資源和選擇有限的情況下，婚姻成為一種“交換”形式，供需關系主導著婚姻的“價格”。在這種婚姻商品化的框架下，彩禮不僅是傳統(tǒng)禮儀的體現，更逐漸轉變?yōu)榛橐鍪袌鲋械慕灰壮杀竞透偁幓I碼。男性家庭通過支付彩禮來“交換”女性的婚姻機會，而女性家庭則把彩禮作為其家庭經濟狀況的體現。這一過程中，婚姻逐漸被賦予了更多的物質和社會資本的意義，彩禮成為衡量婚姻價值的經濟標尺。更為復雜的是，隨著農村外出務工的增多與信息化進程的推進，農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婚姻市場的透明度也在提升。經濟條件較差的家庭往往通過支付高額彩禮來提升自身在婚姻市場中的競爭力，而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則通過高額彩禮來彰顯自身的財富與社會地位。這種現象進一步加劇了農村婚姻市場的經濟化與資本化趨勢，導致彩禮不斷攀升。

農村高額彩禮的治理策略

治理高額彩禮的關鍵在于推進共同富裕，通過改善經濟條件和社會認知來推動婚姻市場的理性化。短期來看，應著力補齊農村公共服務短板，通過完善托幼、養(yǎng)老、醫(yī)療等民生保障體系，切實降低農村家庭對婚姻關系的代償性風險。同時通過法治劃定底線、德治樹立新風、產業(yè)引導重構邏輯，推動傳統(tǒng)禮俗的現代化轉型，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解決方案。

一是構建“產業(yè)賦能—性別平等”雙向驅動機制。一方面，在縣域層面打造婚俗改革與產業(yè)聯動示范區(qū)，將彩禮治理納入鄉(xiāng)村振興考核指標，對主動降低彩禮的家庭提供創(chuàng)業(yè)貸款貼息、特色農產品銷售渠道優(yōu)先權等政策激勵，以產業(yè)振興對沖婚姻成本。寧夏回族自治區(qū)2024年4月出臺政策為“零彩禮”“低彩禮”新婚家庭優(yōu)先分配種植大棚并提供萬元創(chuàng)業(yè)補貼，截至2024年5月底已認定農村“零彩禮”88對、“低彩禮”453對，占同期農村結婚總量的69.8%。另一方面，通過定向招生、學費減免提升女性受教育水平，打破重男輕女生育觀念，以性別平等遏制高額彩禮亂象。

二是完善“公共服務—代際支持”雙重保障體系。一方面，建立農村婚姻風險共濟基金，由財政撥款、村集體出資、社會捐贈構成，為因婚致貧家庭提供應急救助，通過社會保障托底代際焦慮。另一方面，創(chuàng)新代際互助模式，推行彩禮減半承諾兌換養(yǎng)老服務積分制度，引導青年通過社區(qū)養(yǎng)老志愿服務積累父母未來照護時長，同步探索道德積分治理體系。洛陽市欒川縣踐行零彩禮、低彩禮等文明風尚轉化為可存儲、可兌換的時間銀行積分，實現移風易俗與養(yǎng)老保障的價值轉換。同時，探索發(fā)展代際聯合創(chuàng)業(yè)體，引導新婚家庭與長輩共同經營民宿、電商項目，形成經濟收益與情感聯結雙紐帶。

三是打造“價值重構—制度約束”融合治理范式。一方面，創(chuàng)建新鄉(xiāng)賢婚俗調解團，組建由退休教師、企業(yè)家等構成的民間組織，通過婚俗評議會公開評議高額彩禮案例，形成道德約束共同體。合肥市肥東縣通過系統(tǒng)化建設紅白理事會，吸納老干部、老教師等“五老”人員及新鄉(xiāng)賢參與婚慶監(jiān)督，建立從婚宴規(guī)?？刂频搅鞒桃?guī)范的全鏈條引導機制，形成群眾廣泛參與的移風易俗實踐樣本。另一方面，探索建立法治化治理框架。指導各村依法修訂村規(guī)民約，將彩禮限額、婚俗從簡等內容納入村民自治章程；強化民政、公安、司法部門聯合執(zhí)法，整治婚介機構“明碼標價”、婚姻詐騙等違法行為。下一步，需加快推動《農村移風易俗促進條例》立法進程，以法治之力破解物質與精神發(fā)展不同步的深層矛盾。

當前治理實踐已出現積極轉向。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將“彩禮治理”與“移風易俗”并列，標志著政策思維從簡單禁止轉向系統(tǒng)改革。未來的突破點在于能否構建政府引導、市場調節(jié)、社會參與、文化重構的多維治理框架，在尊重民間智慧的基礎上實現社會文明的迭代升級。

（作者石智雷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馮一桃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

責任編輯：何燁